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东西问·人物|隋文静 韩聪:我愿俯身,为你架起一座桥****** 中新社北京1月28日电 题:隋文静 韩聪:我愿俯身,为你架起一座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北京冬奥会之后的这一年,隋文静和韩聪暂时告别了赛场,没有参加新赛季的任何大赛。这是一段难得的轻松时光,过去十几年,决战奥运是作为运动员日复一日艰辛拼搏的动力,尤其在悉数斩获了四大洲锦标赛、大奖赛、世锦赛的冠军后,奥运金牌更是成了最大的心结。2010年,申雪和赵宏博在温哥华冬奥会登上最高领奖台后,宣布退役。从这一刻起,隋文静和韩聪就成为中国在双人滑项目上新的希望。 必然走到2022年的路 这块金牌,隋文静和韩聪等了15年。 自2007年牵手搭档开始,迅速地以惊艳之姿闪耀国际赛场:2009年,首次参加青年组大奖赛便凭借四战全胜的成绩拿下总决赛冠军;2010年,两人在世青赛也顺利摘得桂冠,并于其后两年连续卫冕,完成三连冠壮举;升入成年组后,又在首次亮相的2012年四大洲锦标赛上夺魁,同时以201.83分的成绩成为中国双人滑史上第三对跨过200分大关的组合。 然而隐患也在悄然间暗暗埋下。尽管隋文静和韩聪拥有过人天赋,却也存在着一个难以回避的天然缺陷。韩聪的个头并不高,无法与隋文静形成充分的身高差。为了完成高质量的托举高抛和空中转体技术动作,除了韩聪需要加倍训练力量,隋文静也必须做到比其他女运动员更高的抛跳高度——这意味着她的脚踝、膝盖以及脊柱要承受更大压力。因此2013年时,隋文静患上了骨骺炎。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就这样擦肩而过,那是这对组合职业生涯第一次陷入灰暗之中。 但失落没有停驻太久,两人就又投入了训练,朝向平昌重新出发。启程往平昌的半个多月前,隋文静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世界就是这样,当你勇敢去追梦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只是命运的脚步并未沿着期待的轨迹行进。短节目排名第一,在自由滑决赛中意外地出现了两个跳跃失误,最终以0.43分的微弱劣势屈居亚军。颁奖仪式上,隋文静的眼眶里始终含着打转的泪水。 平昌冬奥会领奖台上隋文静在韩聪怀中哭泣。崔楠 摄平昌归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隋文静经常会在睡梦中哭起来。韩聪没有这样哭过,面对失利的痛苦,他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默默忍受。回忆起那些日子,韩聪至今仍旧难以平静:“输的话,差几分都行。就差0.43分,挺不甘心的,明明距离胜利这么近,一步之遥,然后这一步就要差出四年来。” 四年,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更何况下一个四年,韩聪将年满三十,不再是属于运动员的巅峰年华。 但别无选择。在韩聪看来,“北京冬奥会毕竟是家门口的比赛,这个路必然得走到2022年。” 于是短暂的调整与恢复之后,隋文静和韩聪又回到了赛场。不断突破着极限的边界,不仅在四大洲锦标赛和世锦赛上捍卫着自己的荣誉,还第一次拿下了大奖赛总决赛的金牌。 2022年2月19日,冬奥会双人滑冠军之战打响,这是花滑项目在这届奥运赛场的最后一场对决,也是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一个夺金点。这一次,隋文静和韩聪没有再让金牌旁落,以一套近乎完美的动作,获得239.88的总分,刷新了双人滑总成绩的世界纪录。与此同时,这块终于填补了职业生涯最后空白的金牌,也让两人成为双人滑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满贯组合。 隋文静(左)、韩聪在比赛后手举五星红旗滑行。崔楠 摄成为彼此的桥 这场夺冠之战,隋文静又哭了。那天,两人的冰上舞蹈在一个彼此交缠的拥抱中结束,音乐声止息的一瞬,她顺势枕在了韩聪肩上,双目紧缩,猛烈抽泣。 这支让隋文静沉浸其中的舞蹈,讲述了她与韩聪携手成长的故事。舞蹈的配乐最初是韩聪选的,当时在编舞师劳瑞·妮可的家里听到一首名为《忧愁河上的金桥》的曲子,顿时便喜欢上了。 这的确是一首不一样的曲子。2017年,两人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伴着它起舞,便收获了世界冠军。那之前的一年,隋文静刚刚经历了脚踝外侧副韧带重建和肌腱复位手术,右脚的软骨被全部摘除,双脚打了钢钉,在床上躺了近三个月。 当时她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盘旋:以后还能不能滑冰?类似的问号也打在了韩聪心里:“如果两个人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也不想滑了。让我重新选择(搭档)重新开始的话,太难了。” 一个人的日子里,韩聪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训练,然后陪着隋文静等待康复,又陪着她从站立、走路开始一点点恢复肌肉力量直至完全回归冰场。“我像桥一样,支撑她从困境当中走出来。”韩聪说。 这支舞蹈的故事没有句点,它在四年后续写出了一段几近相同又互为呼应的续章。2020年,韩聪的髋关节在承受经年伤患之后不堪重负,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独自训练的人换成了隋文静。不过有了之前的分别与重聚,这一次她的信心要大得多,她知道韩聪一定可以回到自己身边。 2021年的大奖赛温哥华站,隋文静和韩聪第二次在这段旋律中翩然起舞。不同于世锦赛版本,劳瑞特意在这回的音乐中加入了女声版本,同时对动作进行重新编排。由此,这支舞蹈原本单线的叙述变成了复调故事,喻示着两人互为对方的桥,起起落落,相携相持。 北京冬奥会是两人第三次表演《忧愁河上的金桥》,在一年前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将属于两个人的故事扩写成了一则献给全世界的寓言。韩聪告诉记者,这一次想通过奥运的窗口传递一份信念:“在最困难的时候,每个人的心中都需要架起一座桥梁。”隋文静也说:“我们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温暖,可以成为世界的桥梁。” 隋文静(左)、韩聪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比赛中。毛建军 摄值得期待的未知 即使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伤痛和荣耀,如今的两个人仍旧存在着一些分歧。就像韩聪当下正陷于迷茫,觉得自己找不到一个可以再去挑战的动力和意义,隋文静却心气昂扬地认为:“人生不只有滑冰这一件事,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做。人生的长度我们不知道多长,但边界是可以无限拓展的。” 于是,隋文静忍不住对记者“吐槽”了一番:“我心疼我自己,太累了。两个人是一个整体,他的状态我一定能感觉到,如何让齿轮能够转动,其实我费了非常大的心。”不过紧接着,她便又说:“虽然很累,但最后还是很开心。”在心底里,她其实和韩聪一样,都觉得彼此能一起走到今天是幸运的。 然而再优秀的运动员终有退役的一天,如今的隋文静和韩聪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有可能随时来临的结局。关于未来,目前还没有明确计划,与日俱增的年龄和纠缠多年的伤病让其无法确定征战下一届奥运会的可能性。不过有一点已经想好了,只要国家需要,就会坚持,如若不然,亦将坦然接受生活的一切安排。 “没有人能陪你走一辈子,人生就是这样。能陪彼此走完非常重要的一段,就非常幸运也很幸福了。”隋文静说:“未来的路上,谁能陪伴我继续往前走是一个未知,但这种未知也是值得期待的,不是吗?”同样,韩聪也说:“今后的日子,我还是脱离不开花滑,如果小隋继续想当编导的话,我们在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交集。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然后再发展一些新的故事,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对不对?” 在各自的回答中,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用一个问号作结。这是向自己发出的反问,或许也是为彼此许下的一份承诺与愿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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