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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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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舆情别肝儿颤，《西游记》教你这么办******(该图系根据《西游记》故事情节虚构)

　　《西游记》是吴承恩揭示人间百态、社会万象的“神话寓言”，抛开书中人物的鬼怪形象和神奇法术，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过是吴承恩对人间社会的反思写照。

　　就拿《西游记》第十六回和第十七回“观音禅院袈裟失窃案”来说，通过现代语境再次重读，不失为干部直面问题、妥善处置舆情、客观回应社会关切、强化公信形象的范例。

　　面对舆情危机，起初观音回应失当，到后来挺身而出，速效解决问题。她成功地扭转了舆情危机，挽回了公信形象。

　　袈裟失窃——舆情迭起

　　当时，唐僧和孙悟空师徒二人路过一座寺院，该寺院名为：观音禅院。说白了，这就是加盟“观音”品牌的连锁庙宇。

　　唐僧见到“观音”二字，倍感亲切。观音是取经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这一路上，唐僧接受过观音不少帮助，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这些行头，都是由观音亲手送的。在唐僧的认知里，观音是顶头上司兼人生导师，没有观音，就没有唐僧承揽取经项目的机会。

　　所以，唐僧看到观音禅院人间分院，一定要去“捧个场”。他不但在该院上香，还留宿过夜。

　　那天，孙悟空和该院一把手金池长老“斗富”，引发他的贪欲。金池长老当晚联合寺院僧众，策划实施了“观音禅院纵火案”。

　　此事被孙悟空提前发现后，将计就计吹风助火，导致观音禅院大半个院落、殿堂被烧毁。那晚金池长老畏罪自杀，锦襕袈裟被黑熊怪顺手牵羊掳走。

　　锦襕袈裟在观音禅院失窃后，天庭、人间传得沸沸扬扬，给佛教高层领导观音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这件袈裟是如来佛祖指定给取经人的，如今在人间一处观音禅院失窃，引发社会关注，负面新闻直扑观音，一时之间，各大门户网站，出现各类标题党新闻：

　　观音管理部下不严，致使如来亲赐袈裟被盗；

　　观音纵容部下贪污，生活奢侈堪比人间土皇帝；

　　观音人间代理人与黑社会合伙敛财；

　　疑观音在人间置办多处房产……

　　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在网上甚嚣尘上，就连孙悟空都对观音起了疑心。

　　《西游记》原文：行者道：“我师父路遇你的禅院，你受了人间香火，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邻住，着他偷了我师父袈裟，屡次取讨不与，今特来问你要的。”

　　从孙悟空的这段质询中，可以看出，他默认黑熊精偷袈裟是受观音指使。

电视剧《西游记》黑熊怪捧着袈裟

　　官方通报语气硬引发次生舆情

　　观音面对孙悟空质疑和发酵的舆情话题时，她表现得很强势。

　　《西游记》原文：菩萨道：“这猴子说话，这等无状！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来问我取讨？都是你这个孽猴大胆，将宝贝卖弄，拿与小人看见，你却又行凶，唤风发火，烧了我的留云下院，反来我处放刁！”

　　观音的这个回应，可以说不合格。一是回应时间迟；二是语气强硬；三是通报语焉不详；

　　从袈裟失窃，到孙悟空一人调查，这期间舆情不断升温，网络各种质疑和揣测不断，究其原因是舆论当事人观音未能及时出面回应。等到孙悟空找上门质询时，她还一副领导做派，对孙悟空接二连三的训斥。

　　尽管孙悟空是她的部下，但是要知道，这段回应不单是给孙悟空听，还要给社会公众听。张嘴就训斥猴子没规矩，接着用反问语气否认袈裟与自己无关，进而再斥责猴子卖弄财物，引发袈裟失窃案，最后虽然承认了观音禅院是自己批准的加盟院，她被小人蒙蔽。但是公众不会再听信她后面的说辞了，因为前面的傲慢语气，已经激起受众的反感心理。

　　如果当时有网络，观音的这段回应，势必掀起第二波舆情。

　　观音的回复，问题出在官本位思想、认错不诚、语焉不详三点，因为她确实做了调查，只是被孙悟空乍一问，没表述清楚。

　　社会公众讨厌官本位思想，讨厌官老爷气势凌人的态度，说到底是“作威作福的官本位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官方通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刺激到公众的神经，不管接下来的通报多么细致，公众都不会买账。

　　其次，观音自认为是孙悟空的上级领导，就没有向他致歉，这是一个干部的胸襟风度问题。错了就要主动去认错，这不单是挽回你个人形象，也是重塑你代表的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

　　再者，官方通报语焉不详，留下很多空白，引发揣测流言四起。没有标准答案，就滋生很多答案，答案选项越多，舆论的关注也就越大。

　　其实观音在孙悟空找上门之前，就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回应孙悟空时大可不必气势汹汹。

　　观音妥帖的回复，应是这样：悟空，让你和唐僧担心了。(先表达慰问关怀)袈裟失窃与我无关，而金池加盟的观音禅院，确实是我批准的。(对事实，客观陈述)为此，我向你和你师父唐僧及观音禅院其他无辜僧众致歉。(诚恳道歉，争取受害人同情原谅)是我用人不当，让金池这个小人蒙蔽了双眼。(主动检讨，如实说明关系，避免网友猜度)此外，袈裟失窃后，我及时关注了，经查：引发该案，系因你和金池卖弄斗富，让他心生嫉妒。他联合同事广智、广谋放火截宝。后来你发现该阴谋，吹风助火，最后火势过大，禅院火毁严重，黑熊怪趁机抢走袈裟，金池畏罪撞墙身亡。(表明观音关注此事后，进行了细致调查工作)由此可见，你存在一定责任，以后要引以为戒。(对孙悟空的错误，进行警示教育)目前，你也查出了，袈裟在黑熊怪那里，为了彻底查清此案，我决定亲自陪你到基层一趟。你放心，不查清楚，我就不回办公室。(着重强调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决心)

　　从后面的剧情可知，《西游记》中的观音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对悟空一通批评，最后还是亲自陪同孙悟空到黑熊怪老巢走了一趟。

　　观音虽然不懂舆情事件中“官方通报”的“政治艺术”，但她却是个实干家。

　　速效解决问题扭转舆情危机

　　观音下面的举动，让孙悟空肃然起敬。

　　《西游记》原文：行者道：“这盘上刻那‘凌虚子制’，想这道人就叫做凌虚子。菩萨，你要依我时，可就变做这个道人，我把这丹吃了一粒，变上一粒，略大些儿。菩萨，你就捧了这个盘儿，两粒仙丹，去与那妖上寿，把这丸大些的让与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孙便于中取事，他若不肯献出佛衣，老孙将他肚肠，就也织将一件出来。”

　　菩萨点点头儿依他。

　　孙悟空讨袈裟的策略，得到观音的认同和配合。

　　观音、孙悟空乔装打扮成犯罪嫌疑人的同伙，到嫌疑人窝藏赃物的据点当“卧底”。

　　为了尽快破获案件，观音一改前面训斥悟空的领导做派，屈尊降贵接受这个猴子指挥。

　　此时的观音，不摆架子，不作官样子、平易近人、从善如流，领导风范和气度不彰自显。和她此前的表现，判若两人。

　　这不仅让孙悟空由衷敬佩，也让关心关注“袈裟失窃案”的媒体和网友为之动容。

　　甚至网友会说：口嫌体正直，观音这样的领导，值得相处，有事儿她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