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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把命令下达清楚”的基层指挥员******

　　下达命令，务必清楚明确

　　■杨元超

　　不久前，我作为基地前进指挥组成员，随某旅夜间火力突击演练分队跟训。部队出发前，发射连连长在班排骨干会上提了不少要求。我旁听了一会儿，觉得他说的有些空泛、不够具体。比如，要求遭“敌”精准打击时各车灵活处置，却没说何时进行伪装、能否脱离梯队自行疏散隐蔽；安排兼职卫生员在出现人员“伤亡”时迅速处置，却对兼职和本职工作冲突时哪个优先没有明确；强调严格按规程操作，却对紧急情况下容易变形走样的环节没有强调提醒……而这些，恰恰是班排骨干最关心的点，也是他们在会后最需要给所属战士明确的。再一看听了连长讲话的骨干们，很多也是一脸茫然的样子。

　　回想起自己担任指导员的经历，“把命令下达清楚”，也是战士们给我上的第一课。记得上任不久，我连就参加了一次阵地外围警戒任务，事先我只给各警戒小组大体划分了范围，对一条平时很少有人车经过的“断头路”却没指定责任人，只说“有情况各小组兼顾一下就行”，结果当晚的导调课目恰恰是小股“敌特”从这条路上潜入。由于相邻两个小组在警戒巡逻时都对这条路“一带而过”，导致“敌人”差点渗透到装备附近，要不是操作号手及时发现，整个发射行动就失败了。

　　任务结束，我把责任归咎于警戒人员主动作为意识不强、不知及时补位，还当众批评了这两个小组。但我从战士们的眼神中感到，他们感到很委屈，甚至有些不服气。事后，副连长找到我开诚布公地说：“这次真不能怪战士们，怪就怪你没有把命令下达清楚。”

　　一语点醒梦中人。循着副连长的话反思，我发现自己除了这次任务外，在日常工作中也有不少命令下达不清的情况。开连务会部署工作，有的骨干几乎不动笔记录；晚点名讲评工作，队列里明显有人心不在焉……细细回想，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就是当时自己讲了不少正确的废话和“两头堵”的车轱辘话，而对官兵迫切想知道的“我该干什么、怎么干、达到什么标准”等，却囫囵吞枣、语焉不详。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再下达命令、布置任务时，我努力做到把方向目标指清楚、把标准要求尽可能量化到“米秒环”、把责任压实到具体人。如此一来，开会的时间变短了，任务却安排得明明白白。后来，有不少骨干反映，指导员讲话终于能说到点子上了。

　　战士们的鼓励，引发我更深的思考。作为一线带兵人和基层指挥员，“把命令下达清楚”很难吗？想想其实并不难，关键在于下达命令前一定把情况弄清、把任务想透，下达的命令一定要简明扼要、易于理解、具体可行，同时明确重点难点堵点，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战场上、工作中，固然需要官兵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但绝不能因此而在安排任务时含含糊糊、大而化之，更不能故作高明地卖个关子，让部属去揣摩和猜测。因为，只有上级把话说清楚，下级才能把事干明白。

原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鸣当庭认罪悔罪******

　　中新社北京1月5日电 (记者张素)记者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获悉，1月5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鸣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徐鸣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称，1995年至2021年，被告人徐鸣利用担任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司外商投资处处长、对外经济协调司外资企业处处长、对外经济协调司副司长，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副司长、司长、综合司司长，重庆市委副秘书长，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经营审批、案件处理和人事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120万余元。

　　检方同时起诉指控称，2021年6月，徐鸣离职后利用原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人民币120万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徐鸣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徐鸣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公开资料显示，徐鸣生于1958年1月，安徽凤阳人，1975年12月参加工作，197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2年1月，官方通报其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他被指“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热衷迷信活动”，并被指“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等。(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